6月8日下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先生应邀做客我校第50期法学讲堂。邓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的学术演讲，由我院院长易继明教授主持，李红海教授、成凡教授、杨昂博士与院科研外事办相关人员等参加本期法学讲堂。
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邓教授主要剖析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三十年发展的经验背景，揭示出中国近三十年法学学科发展的三大主要问题，进而分析了我国法学学科发展应予以充分重视的发展路径问题。 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邓教授主要从结构性脉络、思想性脉络两大层面予以了解析。其一，结构性脉络主要是就中国与世界的结构关系而言。1840年后，中国开始被动进入到世界游戏中，但这并不等于中国进入了世界结构，因为中国没有对世界规则的发言权。而自1978年（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中，为此不得不接受既有的规则，付出巨大代价。其实，世界结构之中还另有结构，即“中心”与“边缘”结构，中国虽然获得了对世界规则的发言权，却未必有能力发言，未必有能力从边缘走向中心，更遑论对中国的理想图景，乃至世界的理想图景做出贡献。其二，思想性脉络主要是就中国对思想本身的贡献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贤们固然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更多的是拿西方的各式理论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或者拿中国古代的思想考量当下，却唯独不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实际秩序予以理论关注。中国的众多学者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或中国古代的理论来思考当下，却唯独不对这种“思想的根据本身”进行思想，他们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想象力。他们不思想中国的理想图景在何方，因为他们将西方的昨天、今天当成了我们的明天。 中国近三十年发展的经验是独特的，邓教授指出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而中国本身也没有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西方从不认为自身的制度是最好的，但到了中国却成为了最好的。邓教授质问中国近150年间是否存在自己的哲学，是否存在自己的法学？其实，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中国的发展更多靠的是“生存性的智慧”。“relation”在西方是“关系”的意思，而中国的“关系”则与西方的含义有天地之别，万不可再用西方的理论叙事来解释中国。通过对“生存性的智慧”本身进行研究，才可能从根本上做出理论贡献，进而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进而思想“思想”本身，构建出中国的理想图景，再进一步构建出世界的理想图景，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这才是作为主体性的中国应该的行为方式。 中国近三十年法学学科的发展，是离不开上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背景的。邓教授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若没有中国法律观念的转变，没有制度变革，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中国的法学发展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西方化问题”，即以西方的理论作为中国当下问题解释的判准，而压根不思想西方理论这一“思想根据”，邓教授举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一国两制”为例进行了说明；二是“唯学科化问题”，即将作为整体呈现的问题人为地分为各个学科进行研究，而忽视了问题的“整体性”与“共时性”，其实问题总是以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不存在单一的学科问题，而且往往各问题可能同时存在于某一现象中，邓教授以法学界研究路径中的“生存权”与“环境权”为例进行了说明；三是“狭隘的知识主义倾向问题”，现代性知识破除了传统的“因果律”，使得“因未变而果变”，社会生活的不可预期性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学知识却仍不能容忍自然与人同为主体，因而，我们要破除狭隘的知识主义倾向，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考察社会事实。
精彩的演讲后，邓教授与各位同学进行了耐心交流，最大限度地为同学们答疑解惑。邓教授主要解答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学术研究的学科化问题、学术研究的实用性问题、中国发展是否存在一种潜在的实用主义哲学指导问题、如何进行整体性的学术研究问题等。
最后，我院院长易继明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并感谢邓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欢迎邓教授多来做客华中大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