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反思

作者:金文超       发布于:2013-12-20 14:56:11       浏览次数:

12月16日上午,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侯欣一教授做客卓越法律人讲堂,在我院204会议室进行了一场名为“中国近现代法治建设的拐点: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反思”的讲座。讲座由饶传平副教授主持,院长俞江教授及我院部分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

侯欣一在开始正式演讲前对本次讲座主题做了简单介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其法治建设很有意义,是中国近代法治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从晚清到武汉国民政府前的这段时期,近代法治在整个体系建构和内在精神层面主要学习德国、日本,而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法治发展出现变化,苏俄元素进入并对后来的法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要分析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法治特征,就要对晚清以来的近代法治化做一个细致的梳理。侯欣一教授认为,从晚清到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前的这20多年间,法治基本在以下方面形成了原则和基本方向:1、在国体上彻底放弃了专制而坚持民主共和。他以梁启超和吴玉章的话进一步说明当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变化非常重大。2、在政体上放弃极权安排。即使以《钦定宪法大纲》为例,其内容就已规定国家政权实行三权分立,君主只享有行政权力,立法权由国会行使等。此外,对现代法治来讲更核心的一些制度,在这个时代已经实施,如多党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这和没有言论表达制度安排,结党构成重罪的传统社会是大相径庭的。3、以大陆法系为参照,以部门法分门别类来编撰的现代法律体系正在形成。中华法系在法典制定上诸法合体,法律发展空间小,而分门编纂法典后,每一部门法都有发展空间。同时,法律摆脱了政治、道德,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法学的发展也使得“人道主义”、“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事行为自治”等现代全新的法治理念替代了传统的法治理念,从精神到外在形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从中央到立方独立于行政的司法系统建立起来。司法不再受制于行政,司法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发展起来。

在讲演第二个部分,即“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之过程、内容”部分,侯欣一教授指出,以上的许多原则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彻底改变了,而改变背后,所有的理念都来自于苏俄。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已不是早期政权的复制。孙中山效仿苏联党治,通过党员鼓动百姓,大肆宣传革命重新整合国家力量,使得国家变成政党的工具。在侯教授看来,当时的法治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最终目的是使个体实现尊严和幸福,否则将毫无意义。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目标时,法治发展的前进方向就出现了偏差。武汉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证明这是党治而非法治:成立新的法制委员会,对晚清以来做法全面修改;组织法、组织条例要符合党治的需要,与当时新三民主义不相符合的需要全部修改;对当时所有法律进行修改以适应革命需要。

侯欣一教授从不同类别的立法、司法实践阐释这一时期作为转折点的表现。在宪政类立法方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放弃晚清以来坚持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的政治主张,明确规定国民政府成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国民政府是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了国家实质上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将国家变成了政党手中的工具。另一个制度安排是推行集体领导、议行合一,放弃权力分立。刑事类立法方面:1、《反革命罪条例》第一次将反革命正式入罪,规定了反革命的概念、种类、适用范围,但正因为所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行为都被视为反革命,这使得法律没有边界。2、《党员背誓罪条例》明确规定违反入党宣誓时的誓言构成犯罪,在意识形态上对党员进行严厉控制,而如果国民党员犯了可能被判死刑的罪,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临时法庭进行审判。这和法院作为唯一审判机关的现代法治理念违背。3、《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把社会秩序的维持力量——士绅作为打击对象,颠覆了社会秩序。在民事类立法方面,《陕西省婚姻条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婚姻结构和家庭结构,力主保护女性。社会行政类立法方面,《西北临时劳动法》通过规定减少工时、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在一定层面上保护了工人权利,而《农民协会章程》将农民组织起来,与当时革命的社会风潮相适应。司法方面,国民政府认为之前的司法程序繁琐,对革命运动支持不够,因此从政权一建立就推行司法改革。具体操作如下:1、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统筹全面改革;将审判厅改成法院;将审级改为两级两审制。2、废除晚清以来的厅长一人领导,实行委员会制,这种改变导致的结果是机构行政化,不符合司法独立。3、废除法官不党的传统,强调司法党化,所有法官必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4、实行参审、陪审制度。5、大幅减少诉讼费,减少幅度达50%。6、改造律师制度,律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通过对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内容的分析,侯欣一教授就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对之后中国法治发展的影响发表了一些个人见解。第一个变化就是,晚清以来,超阶级的西方宪政观被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宪政观替代。国民政府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晚清以来权力分立的框架被彻底放弃。第二个变化是法治与政治联系更紧密,法治的政治功能被极大拓宽,国家不再制定普适性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而是制定特别法。法的政治功能被拓宽。第三个变化体现在法治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在此之前,法治发展依赖城市中产阶级,法学作为独立的知识系统,本应该越来越专业化、程序化。但由于这种变化遭到了民众舆论的指责,因此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法律走向民众,摆脱精英阶层。此外,简化司法程序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越来越大,也不利于司法裁判的公正。

在学生提问的环节,有同学问道,“放眼全球,20世纪20年代德国以及苏联也走上了这一节点,这其中是否是时代趋势使然”,侯欣一教授不否认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革命热潮,但直言对此没有做过深究,他告诫同学们不能仅仅通过现象就得出结论,而应该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接着有同学就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化和古代的专制制度有关进行提问,侯教授的答复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政治法治化或法治政治化与传统制度关系不大,他认为是时代背景导致了当时所谓的政治法律化。以当时的流行语言为例,在知识界,之前是“公理”,但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大家都不讲“公理”了而讲“革命”了。最后,有同学就苏联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以及应如何反思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进行提问,侯欣一教授指出,我国对苏俄法制研究比较薄弱,对于苏联法如何影响我国立法目前研究不多,制度上安排不甚明晰。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侯教授认为,苏联法对国民党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影响较小,但对于治国方针影响深远。

侯教授对历史发展的起承转合的精彩表述让同学们豁然开朗。正如侯教授所言,对近代几个重要历史节点中法治建设的正确把握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百年法治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