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肇始的中国宪政之路

作者:黄子耘       发布于:2013-05-13 14:45:07       浏览次数:

5月11日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高全喜做客卓越法律人讲堂,于东六楼模拟法庭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民国肇始的宪制之路”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我院2011级法学硕士生边琪主持,我院院长俞江教授、院长助理饶传平副教授及各年级研究生、本科生等参加了此次讲座。

高教授认为,在纪念宋教仁诞辰一百周年的今天,对于宋教仁被刺事件,不应简单地停留在追溯宋教仁究竟死于谁手等历史学研究的层面,而应当在中华民国肇始的过程中、在现代中国的宪制之路等大的语境下进行思考,并通过对该事件的反思,重新梳理现代国家的宪政构架的构成、演进和夭折过程的内在肌理。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今,高教授从法理上将这一发展历程梳理为“三个中国”。“第一个中国”大致从1912年至1924年,虽然有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等不尽如人意的事件,但在这一阶段,传统的、旧的帝制开始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最终建立起新的国家,但随着日本的入侵,使得“第二个中国”是抵抗外敌入侵的抗战建国,它在地域上也发展为“大陆版”和“台湾版”。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由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也得到台湾地区人民的认同,使台湾地区实现了从威权向宪政民主转型的过程。“第三个中国”起始于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并以82年宪法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通过54年宪法实现了制宪主体的置换,但在该宪法中规定的路线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第二阶段则是82年宪法的颁布及其之后的改革开放。

如今,台湾地区将统独问题视为日常政治和宪法议题,反而不去讨论正常的民权、民生的问题,而大陆也尚面临着威权政治能否以和平方式向现代政治转型的问题。高教授认为,统独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经济或文化问题,而在于政治问题,尤其是两地宪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除通过外力解决,学界还多主张重新叙述“第一个中国”。高教授认为,“第二个中国”、“第三个中国”都是从“第一个中国”中“恶性膨胀”出的“歧路”,因而要正本清源,将“第一个中国”中曾经不幸夭折的、被埋没的、有价值的东西激发出来,为“第三个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道路。

然而,在“第一个中国”的建构史中,对1911、1912、1913这三年的研究又具有重大的意义,高教授将这三年称为古今之变的“三重门”。1911年可以说是革命之年,1912年是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构建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有过武昌首义等小的战争,但整个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在这个“光荣革命”中,革命党人、立宪派、北方军阀乃至清皇室多种力量大妥协,这样一种妥协使中国从古典皇权专制到现代共和国的演变过程中,以较小的代价触及了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从1911年到1912年,这是古今之变中面临的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之后,如何将其转变为一种日常政治,以和平的方式包容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冲突,成为1913年的重要主题。1913年是开始日常的政党政制、议会政治,开始建设国家的关键时期,但宋教仁被刺案使中国现代化国家构建的进程开始逆转,发生了歧变。

宋教仁被刺案后,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后来袁世凯在北京开始一系列的复辟帝制的活动。复辟帝制失败后,诸多军阀开始混乱。到1924年国民党建立起一个党国,开始了党在国家之上、在宪法之上的军政、训政的历程。这个历程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演变进入到革命激进主义的逻辑。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逻辑仍在发挥作用,仍然在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史学界对于宋教仁究竟死于谁手的问题一直有争论,但高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当时的政治家如何对待宋教仁案更为重要,究竟是以司法解决还是通过武力解决,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国家,最基本的标志是要确立司法权威,尊重法律判决,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踢开司法重新诉诸武力,可见孙中山从内心并不赞同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国体建设及其国体之下的司法尊严和权威。

另外,高教授认为,宋教仁被刺杀前隐含着国民党人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路线之争。一个是孙中山主张的激进主义诉诸革命,依靠暴力、武力和个人的权威、集权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一种是宋教仁所主张的通过议会政治、民主政治来建设现代中国。这两种政治路线在宋教仁被刺前,在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的这条道路凸现出来,更加激进,但实际上隐含着很大的灾难性。高教授认为,宋教仁所主张的国家建设、议会斗争、立宪政治、基于民权的立宪政体都与近些年被大家逐渐重视的宪政民主的国家道路有着深刻的联系,是具有生命力的,应该大力发扬,但在这一百年里,都将宋教仁的真正意义屏蔽、遮盖了。

一百年后的今天,高教授带领大家重新回到1913年宋教仁给我们带来的命题:中国应当建设一个宪政的、民主的道路。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宪政思想在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在自由交流环节,高全喜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有关暴力革命的正当性等问题予以精彩的回应,并与饶传平副教授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饶老师认为,要想知道现代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及未来应当朝哪个方向发展,应回到现代中国的起点重新思考;对于史料,我们也要回到历史中,进行“同情”的理解,以免造成误解。高教授认为,宪法其实是通过破坏或改革旧制度,建立新的宪法制度,抵制革命,因而制宪是一个“革命的反革命”过程。革命者应当从“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国家,真正以宪法为立国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