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是如何运转的

作者:李东东       发布于:2013-04-22 14:36:57       浏览次数:

4月8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做客卓越法律人讲堂,于东六楼模拟法庭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最高法院是如何运转的”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我院2011级法学硕士生边琪主持,我院院长俞江教授、院长助理饶传平副教授及各级本科生、研究生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何教授认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他最近一直在研究人民司法史,并且正在写一本书《红旗下的法官》。讲座以此书内容开始。

该书从延安时期法官如何办案说起。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虽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但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是不执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的,为了避免上诉审。而自己本身又没有完善的法律,只能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当时,延安时期有两个著名法官,一个叫李木庵,一个叫雷经天。两个人不同的理念也是延安时期两种思想的冲突体现。

李木庵,京师法政学堂毕业。民国初年,曾任广州和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在延安,他主张司法不独立就不是正规化,被称为“独立派”。雷经天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认为“独立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他是“隶属派”,主张法院隶属于党。

当时有个著名案件,就是黄克功杀人案。而此案是由雷经天审理。

黄克功,是“老革命”。有战功,性骄横。他爱上了16周岁的山西姑娘刘茜。因为性格不合,这个姑娘后来拒绝了他的爱情。没料想被黄克功恼羞成怒枪杀于延河岸边。

当时对于黄克功的评判有两派观点。一派主张杀人偿命,严肃党的纪律。一派主张戴罪立功。他的部下和战友纷纷上书。他自己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宁可拿着机关枪,在执法队监督下,向日军冲锋陷阵,血洒沙场。

审判安排在他和她就读过的陕北公学门外。没有律师,黄克功自己辩护,最终他还是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当时没有上诉制度,在他被押往刑场的时候,毛主席来信了。

这封信在黄克功心中燃起了希望,神色从容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信的内容却不是赦免他的死刑,而是毛主席表达了对黄克功行为的批判,对其他党员的的警戒之意。

当时雷经天的判决书列出黄克功罪该处死的几个理由:一、本人已经供述,罪案成立;二、国难当头,枪杀革命同志,属于汉奸。三、刘茜未过法定婚龄,逼婚杀人,兽性不如。四、婚姻自由。黄不得以刘茜滥找爱人为由,开枪杀人。五、杀人后湮没罪证,对革命不实,属于败类。

判决书列出理由,但没有援引刑法,也没有援引刑事诉讼法,没有告知上诉权,直接判了他死刑。这是因为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形式上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延安属于特区政府。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延安不行使治权,延安在1943年就停用《六法全书》。如果判决书援引国民政府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黄克功就有权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延安就失去了“高度自治”的状态。黄克功既不能依国法处死,又不能依党章处死,他实际上被执行了“革命纪律”,被执行了“家法”。

那段时期的其他审判,就如延河边的审判一样,法庭审判只是形式主义,真正拍板的却不是法官。

到了1949年,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沈钧儒,当时中国问题重重,建国前,中共已将国民党《六法全书》全部废除,导致建国后无法可用,使 “五反”人民法庭大行其市。“五反”人民法庭。按照“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原则,查处案件。核心是“听话从宽,不听话从严”。人民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毛泽东认为“法庭”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法庭在无法律约束,中央放任之下,多人被滥杀,沈钧儒掣肘不行。

革命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旧制度,但是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新制度。沈钧儒之后董必武成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学过法律,但是醉心于革命而不读书,成为院长之前竟然不知道法院审判需要程序法。他坚持走群众路线,可惜他的理念只适用于延安时期,解放后,群众路线明显不适用于城市之中。董必武在职期间,中国各地罪名林立而不相通,群众热情高涨而正法不行。当时,旧司法人员大部分贪腐,本欲留一部分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来教育新中国人民法官,结果,人民法官被影响也开始贪腐,中央一怒之下,将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全部清除出去,旧法人员几乎全被淘汰出局。当死守着旧法观念的职业法官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法官的职业化完全让位于法官的大众化———人民群众进法院。

虽然有了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朴素意愿,但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那个时候法院是混乱的。董必武说,“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答”。

1955年,董必武院长倡议对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量刑幅度调研,总结初稿拟定92个罪名,10种刑罚,初步统一。当时尚未制定刑法,在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混乱现象。有的地方不分类,有的地方只分为“反革命”和“一般刑事犯罪”两类,有的分为三四类或八九类。犯罪不分类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犯罪了,若问是犯了什么罪啊,那你就甭管,总之你犯罪就行了。同样是这个罪,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罪名,就是各个地方随便编一个罪名。

1955年董必武又开始让各级法院总结经验起草程序法、实体法,可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说:“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随后,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因为马上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还要法干什么呢?

1967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时说: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砸烂公检法”。最后法院就关门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了。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搞司法民主化,没有落实到制度化,而且没有时间和条件制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没有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急风暴雨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来法律要制度化、民主化以后,开始了我们的司法建设。同一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江华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江华认为,必须坚持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必须坚持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反对依言不依法的违法现象。要大力培养公正严明、不惜以身殉职的大无畏的人民法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十分重要。借口独立审判而拒绝接受合法的监督,是不对的。经过了以前的混乱之后,司法又艰难的走向了独立之路。

下一步中国司法的前途在哪里呢?尽可能让中央认识到独立的司法有利于中国和党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推进中国的法治。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向何兵教授请教。对大家所提到的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仿效美国最高法院的运作、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级别低于中央领导是否是导致中国司法无法独立的原因之一等问题何兵教授均给予了精彩的回应,何教授认为,美国法院是解决法律问题,而中国法院是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无法仿效。而中国司法无法独立,本质问题并不在于级别,而是只有法院真正能够独立审判的时候,法官只有在不经任何人审批便能够判决的时候,中国的司法才能够真正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