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集团的管治

作者:黄子耘       发布于:2013-03-06 14:26:57       浏览次数:

2月26日晚,卓越法律人讲堂第80期在东四楼204会议室举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硕士导师姚军应邀出席主题为“金融控股集团的管治”的演讲。法学院陈绪刚副院长主持了本次讲座,并代表法学院欢迎姚军律师的到来。

首先,姚军律师结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业务经营的发展,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金融从分业走向综合的过程和金融集团产生的背景。西方国家的金融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都是混业模式,但因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因为对金融管理存在问题造成的,于是,美国的《1933年银行法》规定,银行和证券要分离;《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投资公司法》则逐步形成美国金融分业的架构,这个分业架构成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拉美国家的参照。当时金融体系存在两种情况: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金融分业,一个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坚持混业。

分业之后又如何走向综合?如何产生金融集团?1986年,美国学者怀特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美国倒闭的银行占26.3%,但混业经营的206家银行中仅倒闭了15家,占7.2%。因而并不能得出混业经营造成银行的倒闭的结论。1990年,欧洲学者指出来了金融未来发展的四大趋势,即创新、国际化、自由化和反专业化经营。反专业化经营即扩张综合银行制度,将银行与保险业合并、将证券交易与证券经营整合、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整合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从市场角度来看,到20世纪末,专业化的银行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也促使金融机构由专业化向综合化发展。例如,1998年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新的花旗银行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业务。1998年,国际银行家机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5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除了中国仍然实行严格分业外,只有美国对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保留严格限制。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金融服务业法案》,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金融服务法》,1999年7月美国参议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现代化法》,这个法律明确废除《1933年银行法》有关禁止银行与证券跨业经营的规定。

德国的银行是百货公司式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做证券业务,同时还可以投资保险,建立抵押银行或其他金融公司。母公司可以投资其他子公司,也可以从事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英国通过《金融服务法》,实现金融业大爆炸式的改革,控股母公司是经营商业银行的,其他业务通过子公司进行。美国创造了一种新模式——金融控股,即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通过投资控制保险、期货、银行等子公司。此后,韩国、台湾分别通过相关法律,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走向金融控股。当然,这种金融控股不同于德国的混业经营,可以成为“综合经营”。

其次,姚军律师向我们介绍了金融控股集团产生的合理性及其特点。金融控股集团不仅仅是金融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也不是简单的公司法上公司治理的扩张。从业务上来说,就是控股公司控制各专业公司,做到战略的整合性、统一性和子公司运作的协同性。这样的集团化运作,可以为客户提供比较好的服务,享受较高的综合效益。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通过资本金的管理,有效利用资本金。

在现今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消费者已经变成知识型消费者,已经不是产品开发商主导消费,而是由金融消费者主导金融产品的开发,这也迫使金融机构扩大业务,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因此,如果充分发挥战略的整合性、统一性和子公司的协同性等特点,金融控股集团就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

但从独立的、传统的金融走向综合金融后,会产生一些特有的风险。例如,某一个专业公司出现问题,就会把风险波及整个品牌,产生风险的传递。同时,金融控股集团下存在众多子公司,也会导致风险的叠加和集中。为了防止风险蔓延和风险集中,就需要对金融集团管治进行思考。金融控股集团中的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从法律外观上来看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又是一个整体,母公司需要对子公司进行掌控,子公司并非完全独立。由此,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管治上,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公司法的理论,但也不能完全套用,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

最后,姚军律师阐述了自己对金融控股集团管治的看法。其一,在金融集团内部,要发挥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性,降低运营成本。金融集团的治理要分为控股公司的治理、控股公司对专业子公司的管控和专业子公司的治理三个方面进行。

其二,在特定情况下加重金融控股集团的责任。控股公司对专业子公司的管控提高了金融集团整体的效益,但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专业子公司却在运营商方面部分或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因此,在出现危机时,应当加重母公司的责任。同时,按照衡平居次原则,根据控股股东是否有不公平行为,而决定其债权是否应当劣后于其他债权人或者优先股股东。

其三,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外部管治,即金融监管方面。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已不能适应金融控股集团金融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产生控股公司无人监管且监管内容不明、缺少对整体风险、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容易产生监管的叠加等问题。国际上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整体监管、双峰监管和伞式监管+功能监管,分别以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代表。

我国现在的监管模式是牵头监管+行业监管,对于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改革方向也是未知数。十八大之后推行大部制,“如何调整监管模式”也成为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的热议话题。姚军律师认为,任何改革都不可偏离传统,因此整体监管和双峰监管模式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会困难重重,难以坚持。姚军律师认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模式最可行,该模式兼顾了我国分业监管体制现状,保证了监管体制的历史继承性,降低了监管人员的不稳定性预期,改革阻力小、成本低、功效大。具体操作方式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司或授权现有金融稳定局,对金融集团整体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予以监管,同时,通过完善监管信息体系、落实信息共享机制等措施,引导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逐步过渡至功能监管。

在自由交流环节,姚军律师针对师生们提出的08年金融危机对德日冲击小的原因、1933年开始分业经营的原因、伞型监管是否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予以精彩的回应。姚军律师认为,日本的金融企业深入实业且多为传统业务,而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直接融资产生的危机,因此对日本冲击较小。同样地,中国从事的与次贷业务有关的金融产品很少,也未产生太大的冲击。1933年开始分业则是因为内部风险未隔离,导致风险的传递,而分业经营可以建立一个防火墙,隔离风险。伞形监管仅对金融控股集团做审慎监管,不涉及三大功能,不会出现垄断监管。姚军律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深入浅出的回答让同学们对讲座的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后,陈绪刚老师代表法学院再次向姚军律师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和感谢。陈绪刚老师指出,通过控股公司形成大型的企业联合体是较晚的一种形式,主要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陈老师还结合国美黄光裕与陈晓之争,为同学们补充了部分公司法、金融法知识,并建议同学们利用在校时间拓宽自己的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