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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作者:王利明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点击数:4105    更新时间:2016-6-1

    从多层次法治建设的关系来看,法治国家建设是总目标,法治政府建设是关键,法治社会建设是基础。具体而言,法治社会主要是指通过法治的手段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最终保障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全体社会成员均有序参与到法治建设进程中,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从广义上理解法治社会,它是指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其实也包括了公权力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行使的法治化。但是从狭义上理解,法治社会主要是指公权力之外的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的法治化。它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生活秩序等内容的法治化。其实法治国家从广义上理解,也包括了法治社会建设。例如,在德国对应的是“Rechtstaat”一词,在法国对应的是“état de droit”一词,意思均指“法治国”,这一概念中包含了法治社会的含义。但是,在我国,将法治社会建设单独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内容,并与法治国家建设相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民众理解法律、尊重法律和信仰法律,实现人人守法。我们以往的法治建设,有时是由国家基于一种管理思维而推行的,没有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对法治建设的主动参与,因此有必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另一方面,有助于推进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法治化。所谓市民社会,原指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治组织状态。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与此相对应,政治国家是对公共活动领域的抽象。市民社会的发育和繁荣不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建立法治社会,推进市民社会的法治化,需要强调在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时,通过法律引导和规范,形成法治建设的良好社会基础。

    法治社会建设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或口号。事实上,完全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行,也难以真正建成法治社会,其最多只能形成社会生活的法制化。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法治社会,首先要树立对法治的信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要将法律作为一种信仰来对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权威也来自于人民的全力维护。要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关键是全体社会成员信仰法律。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便形同虚设。”卢梭指出:“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对法律的信仰是依法治国最坚实的基础。只有把法律作为一种信仰,才能引导公民树立法治理念、养成遵纪守法和用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真正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中国目前不缺具体的、成体系的法,而缺乏对法的精神的正确理解,缺乏对法的敬畏与尊重。为此,需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尤其是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所有人“听得懂良法”,并能从一个个个案中“看得见公正”, 真正使法律成为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神,成为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社会矛盾及时化解的有效手段。这样人们才能从内心切实感受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建立法治社会,需要引导民众通过法律维护权利和解决纠纷,养成依法理性表达权利诉求的意识。过去,一些地方“维稳”工作中注重运用法律外的方式(如信访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忽略了法律的作用,因而造成了实践中曾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现象。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最终解决,而且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也不相吻合。要做到人人信法、全民守法,就必须引导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发生纠纷后要遵循法定的程序来解决。坚持诉访分离、导访入诉和依法终结的原则,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从而公平、合理、有序地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

    建立法治社会,需要通过法治确保社会依法自治。一是要深化基层组织、部门和各行业的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引导社会组织遵循国家的法律制定组织自身的、对全体成员具有拘束力的规则。充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我国,城市要发挥自治功能,可以通过管理规约来规范小区的生活。我国现有五亿多人都居住在各种社区之中,时常因为物业费、管理费等事项发生各种摩擦和纠纷,如果都要政府进行管理是不可行的,只能通过私法自治由当事人进行协商,订立管理规约,实行社区自治,才能有效化解纠纷,实现和谐。二是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保障社会自我调节的空间,确保社会自治得以有效进行。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化,发挥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功能,使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保持良性互动。三是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法治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机制和渠道。

    建立法治社会,要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道德。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是内心的自觉,法治是外在的行为规则。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言,“夫礼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古人讲“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强调了两者的辅助关系。目前,由于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导致人们缺乏规矩意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民有私约如律令”,严守契约,信守诺言,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规则之治,只有全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崇法尚道,遵规守矩,才能奠定法治的基础。

    建立法治社会,实现从管理到社会综合治理的转化。习近平同志强调,治理与管理仅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管理向治理转化,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提升,必将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比较而言,管理具有单方性,强调政府对社会进行单方管理,注重行政强制力和行政处罚;而治理则具有多面性的特征,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之中。在治理的模式下,政府依法行使公权力时,需要与被管理者进行必要的协商和沟通,政府在从事管理行为中,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形成信息机制、决策机制、评价机制、监督机制等各种机制的有机整体。在治理模式下,尤其注重强调法治的作用,注重发挥法律与党规、道德等的综合调整作用。

    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触及到人们的思想、理念、观念、意识等多个方面,与有形的法律制定、制度设立或机构建设不同,更多体现为无形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工作,需要长期地培育。只有全面建成法治社会,才能最终实现法治。

    本文原载于王利明《随想集二》,转自中国民商法律网,网址:http://www.civillaw.com.cn/bo/t/?id=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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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李娜    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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