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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构建
作者:黄子耘    文章来源:华中大法律网    点击数:6338    更新时间:2013-6-18

    6月13日晚,华中法律书院第22期在东四楼会议室举行,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黄泽敏主讲“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构建”。该论文由黄泽敏同学及其老师张继成教授共同完成,已发表于《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本期书院总评议人成凡教授,院长助理、华中法律书院(学生版)指导老师饶传平副教授参加了本次活动。我院2011级法学硕士研究生印子、边琪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姚建作为点评人参与讨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张继成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李培峰副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易江波副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讨论。本期华中法律书院由我院2011级法学硕士研究生陈琛担任主持。

 

    主讲人观点

    在案例指导制度之下,如何使由法律规则、指导性案例和案件事实为前提的法律推理获得一个有效的裁判结果,这种推理模式应当有哪些相应的特殊推理规则促使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运行,是黄泽敏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在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推理模式和推理规则之前,首先必须提出以下两个满足条件:1、不得违反制定法规则及其司法解释;2、有利于促进法律得到统一适用,实现同案同判。

    黄泽敏借助逻辑表达式和具体案例详细讲解了制定法传统下简易案件和复杂案件的法律推理的论证形式、论证重点,并提出了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基于该论证的整体结构,从法律推理的角度来看,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问题。黄泽敏从“存在于指导性案例中的推理形式以及裁判要点的形成过程”和“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时的形式结构”两个方面总结出几项基本参照规则,并用逻辑表达式刻画了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将其作为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标准形式。

    黄泽敏认为,证明待决案例事实与指导性案例事实类似是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论证重点。其中,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点、裁判理由的存在是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件是否“同案”的认识论条件,指导性案例中裁判结果的存在是判定待决案件的判决结论与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结论是否“同判”的认识条件。黄泽敏还提出了三项同案同判的认识规则。在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属于“同案”的问题上,黄泽敏对现有理论上“同案”判断方法进行整体反思,认为完整的“同案”判断方法将由“初步判断”和后续的“最终标准”两部分构成。黄泽敏提出了初步判断的三个规则,并认为初步判断的获得方式是感知经验判断。他还认为“同案”判断的最终标准是实质理由论证,并针对现有指导性案例的编写状况提出了两个编写规则,且只有在这两个编写规则要求下来编写指导性案例,所提出的最终标准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黄泽敏还认为,在案例指导制度下,为了保障相同案件获得相同判决,就必须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及其制约裁判结果的相关因素,并对之前的基本参照规则进行相应的修正和扩展。

    最后,黄泽敏提出,并非所有的指导性案例都可以得到参照适用,一旦出现符合规避的情形,指导性案例就应当处于被规避的状态之下。据此,他整理了案例指导制度下规避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四种情形。

  

    特邀嘉宾张继成教授观点综述

    张继成老师简单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首先,这篇文章是完全意义上的合作作品,论文的署名也严格按照贡献大小,符合学术规范。其次,今天主讲的这一稿应该是这篇论文的最佳版本。本文发表在《法学研究》时,将标题删减为《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去掉了“构建”两字,但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才刚刚起步,该制度下的法律推理规则并不存在,这些规则正是我们现在试图建构的,因此去掉“构建”两字有些不妥。第三,要建构这一规则,就必须弄清推理结构。本文所说的制度规则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则:(1)指导性案例中抽取出来的次级裁判规则,是实体性的规则;(2)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规则。前者需要案例的不断增加来丰满,而我们现在要构建的是对任何一个法律推理都适用的规则。所以要谈规则,必须有符号;要完整理解这篇文章,也要借助符号,所以符号是本文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此外,本文并未介绍判例法国家的法律推理规则,主要是因为现有资料很少、工作量大。第四,本文中的规则是自己构建的,这个构建是需要通过长期实践完成的。张继成老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这个长期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如此,张继成教授并不认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一定能够成功,他对案例指导制度有无必要以及选择这些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正当性问题,仍持怀疑态度。

 

    点评人印子观点

    印子认为本文的法律推理是非常精细的,其提出的规则的建构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他提到,早在70年代末期,就有关于文革形成的错案平反的典型案例,但都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案例指导的,其本质是政治实践而非法律实践,与现在施行的案例指导制度有天壤之别。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是要求同案同判,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案例指导制度在中国的社会效果到底有多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印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指导性案例中的事实和需要判断的具体案件的事实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同一?

 

    点评人边琪观点

    边琪认为,本文中的众多逻辑符号会令读者难以理解,希望能提供更多的案例和文字说明帮助理解。同时,边琪认为符号是具有双向风险性的,在论证过程中难以避免符号的风险性问题,且符号在整个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度不大。因此,她认为在法律的论证过程中最好不要引入符号。此外,边琪指出,文中第三部分有两个关键点,即裁判要点和裁判结果。但这两个要点是非常抽象的东西,那么,应当如何判定哪些是指导性案件与待决案件之间对比的条件?对于这些经验性的东西,如何证明本文主张的通过符号建构的可信度?

 

    点评人姚建观点

    姚建就本文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中,姚建建议将“指导性案例”具体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才能与前文的“完整的制定法规则”保持一致;基于“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的关系,为保持一致性,建议在两者并列的语句中,去掉“裁判理由”;作者对规则R1.3和R1.1.1的阐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第三部分中,“认识条件”和“认识论条件”有些混淆,等等。

    主讲人黄泽敏回应

    黄泽敏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因此,将待决案例与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时,主要比较的是其重要性和价值。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选择、编写指导性案例时,需要运用是实质理由。黄泽敏也不能确定案例指导指导是否能够充分贯彻实施,因为,按照文中的规则,实现同案同判的成本很高,也不能保证每一个法官都毫无失误地完全按照这个规则来做。黄泽敏认为,在本文所提出的一系列规则中,最重要的应当是判决的约束规则。此外,他认为,符号是得出论证结果的一种手段、工具,使论证更加准确、严谨、有效。

 

    总评议人成凡教授观点综述

    成凡老师认为本文还有值得继续研究之处。比如为什么要推行案例指导制度?该制度的背后又有什么东西在支撑?案例指导比法律解释高明的地方在哪里?从认知角度来看,案例指导制度是不是真的有效?基于人们对案例的熟悉感,该制度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更好的决策?成凡老师认为,对案例指导制度的评判要以实践为基础,要看它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如何。成凡老师指出,中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要强硬地实现同案同判还是很困难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探讨。

  

    特邀嘉宾易江波副教授观点综述

    易江波老师认为,逻辑不仅对司法实务部门而言很重要,对学者们做研究也相当重要。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它的出现对我们原来的法律推理模式是否带来冲击和改变,改变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从细节方面来看,易江波老师认为,在内容提要中提出的“指导性案例选编的编写规则”在文章中没有进行专门的解释,但为什么将这些案例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其背后是有很多政治、经济原因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第五部分所使用的“规避”一词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所差异,建议直接使用“不实用”一词,更加明确。

 

    特邀嘉宾李培峰副教授观点综述

    李培峰老师认为,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推理过程。这篇文章为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建构了很多规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案例指导制度之下,怎么来判断是“同案”?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定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关于“同案”的判断也是不一致的,英美法系的主观性比较强,这也是英美法系的特点所在。

 

    饶传平老师观点综述

    饶传平老师对在座各位老师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华中法律书院(学生版)能够为武汉高校法学学生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饶老师认为,符号、公式就是用简洁的语言准确、完备地表达某一类事物的规律。相较而言,语言无法达到符号的功能。饶老师谈到,逻辑推理分deduction和induction。deduction是一种确定性的推理,induction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推理。国内大多将deduction翻译成演绎,将induction翻译成归纳,不是很准确。在司法领域,成文法国家多通过deduction来判案,而判例法国家多通过induction来判案。deduction是有一定缺陷的,它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无法涵盖变化万千的事实。比如,儿童玩具车是不是车的问题,就要借助induction进行判断,这需要根据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知识、经验来理解。作为成文法国家的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在于借鉴判例法中更多的induction技术,弥补deduction的不足,帮助法官归纳千变万化的现实,并将其一般化、抽象化,实现同案同判。

    饶老师指出,我国教育中对于逻辑推理的训练相对欠缺,在法学教育中,尤其忽视induction的非确定性推理能力训练,导致很多民众甚至学者逻辑思维能力低下。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不同,他们在中小学和大学都开设了相当丰富的逻辑推理以及理性能力的训练课程,并将之视为立国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张继成老师和黄泽敏同学合作的这篇论文,就显得弥足珍贵,希望法学界能够多出这方面的著作。

    自由讨论阶段观点综述

    在自由讨论阶段,谈绪军谈到在将法条与事实进行对比时,要首先了解法条所要表达的意思,再与这个事实对社会的损害进行比较。同时,他提到,我国特有的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制度类似,都是为了实现同案同判,司法解释有时甚至比案例指导制度更加细致。曹建雄谈到了有关符号的问题,建议尽量使用自然语言。张继成老师则认为,传统的结构和案例指导制度下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结构就导致了不同的规则,所以,我们要制定规则就需要弄清案例指导制度下的结构,而要表达结构就必须使用符号,因此,符号是本文必不可少的部分。张继成老师还认为本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文中所提出的规则严格来说并不一定能成为推理规则,只能称为操作规则。饶老师认为,符号不一定能够准确表达世界万事万物的真实规律,但逻辑上的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代号。针对上述问题,大家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主讲人黄泽敏对讨论中所提到的有关司法解释、人工语言、自然语言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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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黄子耘    责任编辑:姚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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